人类自诞生初，就与大地相连，与大气相通。从最初行走在陆地上，到现如今飞升太空潜入深海，这中间创造的历史，也被称作人类的文明史。
医学，作为直接作用于生命的科学，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。正因如此，对生命的珍视促使社会对于医者人道主义的期待，往往超出多数职业。现代职业中对“德”提出明确要求的只有医生（医德）和教师（师德）。
期待意味着责任。但作为一个医者，学会承担责任只是一方面，更多时候，如何理解自己肩上的责任，才是从医路上真正无法回避的命题。
恒进取
1984年，金润铭自大学毕业，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，他陆续工作学习，从最初学医到获得博士学位，中间跨越了16年的时间。
“没想太多，干两年觉得不够用了，就回去再学一些。”——这种不断进取的心态，贯穿了金润铭从医的整个生涯。
20世纪末，我国的医学水平与国际尚存在差距，国内优质医疗资源则主要集中在北京及沿海开放城市。
金润铭回忆起来，武汉真正进入大跨步的发展阶段，是在2001年之后。
至今，金润铭都记得，21年前，在他去到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学习的时候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（以下简称武汉协和医院）旁边的中山公园采用的管理制度还是门票制。一年过后，金润铭从国外回来，中山公园的门票制度取消。
尽管是一个很小的讯息，但他还是从中窥得了武汉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信号。如今，二十年时间过去，武汉与其他发达城市的差距也越来越小。
除此之外，金润铭去到瑞典那一次的学习经历，也带给了他作为医者一些新的启发。
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，当初与他同在实验室里的一名下肢瘫痪的研究生。尽管行动不便，但并没有对基本的生活学习造成影响，除了学习工作之外，他甚至还可以自己开车来上班。
“怎么办到的？”金润铭感到疑惑。
“下班之后，跟我来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”同事对他说。
就这样，工作结束之后，金润铭跟随坐着轮椅的同事一起下楼，坐电梯，看对方如何开车。一路下来，他发现无论是电梯的设计，还是对方乘坐的车，都完全适合残疾人的出行。
“其实不是说国外的技术有多好，而是那种人文关怀的理念对我触动比较大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包括现在，其实国内的很多硬件水平已经比国外好了，但我们要想进步，就需要看到其他的差距在哪里，才能提高自己。”
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金润铭深刻地意识到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对于病人的人文关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事情。
于是，就在２００２年，受国外病房学校的启发，金润铭在武汉协和医院儿科倡议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病房学校。
病房学校通过为医院的患儿制定学习计划之外，还会安排志愿者通过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进行教学，除常规教学内容外，还包括音乐、美术和舞蹈等，也会有志愿者教孩子做手工，折纸鹤，陪孩子们玩……
现如今，病房学校建立已经超过18年时间，为那些大病孩子带去了很多温暖和关爱，这对于金润铭来说，始终是一件很欣慰的事。
“当时就觉得该帮孩子们做点事情，多点关怀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们也应该不断去尝试，如何为病人分担更多。”
持关怀
从医多年，金润铭看过的病人并不在少数，很多孩子的故事，也都留在了他心里。
2002年，科室接收了一个白血病的孩子，来医院的时候白血病已经复发，孩子父母早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无法再继续进行治疗。
就在当年六一儿童节，已有成立“病房学校”想法的金润铭组织病房活动带孩子们去参观植物园。那个孩子因为化疗刚结束，身体很虚弱，本来不打算带这个孩子参与活动的，但孩子的爸爸一直坚持，因为担心这是孩子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，于是科室安排了一个医疗团队跟着，医护人员也一路上照顾那个孩子。
幸运的是，当时有一家爱心企业刚好参加那次活动，企业老板是一个意大利人，一直想帮助中国的一个孩子。
金润铭听了很高兴：“正好，能不能帮一下这个孩子？”
回去之后，金润铭对这件事很上心。那段时间，尽管工作异常忙碌，但他还是在半夜抽出时间与那位意大利爱心人士写信，交流孩子治疗需要的大致费用，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。
“真的很幸运，最后那个小孩做了脐血移植成功康复了，那是我们第一例脐血移植，一直到现在小孩恢复得都特别好。”
从那之后，孩子父母每年过年都会带着孩子去到金润铭的家中拜年，他也会给孩子发点红包，两个家庭的相处，就像亲人一样。
金润铭说：“其实这样的事情很多。比如曾经因‘绝症’治愈的哪个孩子要读大学了，读大学之前家长也会带着孩子来看你一下。看到孩子们那么健康积极地生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特别欣慰。”
在力所能及的时候，帮助这些孩子和家庭一把，这是一种关怀，但在某些时候，提醒与劝告亦是另一种关怀。
曾经，有一个孩子辗转了好多家医院看病，一直低烧，其他医院都是作为感冒来看，一到金润铭这里，他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劲，就让孩子母亲带着孩子查一下血液，说可能是白血病，需要赶快住院。
之后有一天，恰巧金润铭刚下门诊，看到那个母亲哭着抱着孩子正往外面走，他觉得不对劲，冲上去问是怎么回事。
“别人说治不了，我们打算回家，不治了。”孩子母亲哭着说。
“为什么不治了？经济条件不允许还是别的原因？如果不是经济太拮据，你为什么不搏一搏呢，孩子还是有机会的。”
“我就是怕孩子受苦，受罪，怕治疗失败。”
“治疗肯定要受点罪，但是痛苦终究会挺过来的，而且不管治疗成败与否，至少你努力过，觉得这一辈子对得起孩子，不留什么遗憾，这样才对啊。”
尽管当时的白血病治疗技术，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十，金润铭还是坚持劝说，他告诉自己也告诉家长，不能这样轻易放弃一条生命。听了金润铭的劝告，母亲带着孩子继续接受治疗，幸运的是，那个孩子后来也治疗成功了、现已幸运地成为在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的本科学生。
至今回想起来，金润铭都感到一丝庆幸，如果不是那天恰巧遇到，如果不是自己多劝了两句，很可能一条生命就那样没有了。
“所以我觉得我这辈子做医生很值得。如果挽救1000个孩子的生命，1000个孩子就是1000个家庭，相当于自己的生命延续了1000倍。”金润铭这样感慨。
“金主任，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师长，亦师亦友，他是我们从医的引路人，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兄长，我们都非常敬爱他。”作为金润铭的第一个学生，共事多年，武汉协和医院儿科副主任吴小艳这样评价金润铭。
守本心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到现在，作为一名儿科医生，金润铭对于儿科的发展，无疑是亲历者，也是见证者。
尽管一路走来，儿科发展几经波折，但毕业于儿科专业的他始终都很坚守在这一领域。
“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‘内外妇儿’属于多数医院的四大主干科室。那时候儿科也很忙，儿科医生又少，但是工作虽然累，病人却很理解你，支持你，大家都觉得值得我们去付出。”
儿科最艰难的时候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。医疗改革，致使儿科最早受到冲击，作为最先取消报销政策的科室，在当时经济发展本就欠缺的大背景之下，很多家庭拿不出钱看病，不得不放弃治疗。加上我国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到了90年代，婚育的人群也大幅减少，儿科发展更是直线式下滑。
金润铭回想起来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武汉协和医院儿科有100多张床位，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床位只有68张了，虽然当时他们也做了一些努力，但是全国整个儿科发展形势都不好。儿科系被取消，儿科医生也很难招，很多儿科医生转行，做医药代表或做别的事情，人才的流失率也非常高。
直到2000年以后，儿科发展开始慢慢好转，但也并不是一蹴而就。那时候，面对儿科两个病房都收不满的状况，金润铭跟院领导要求，希望能把肿瘤科搬走之后留下的病房给到儿科。
“两个病房都收不满，分给你们好像不太合适。”领导这样回应金润铭。但他没有放弃，坚持表示一定要支持儿科发展，只有“以专科化带动全科发展，儿科才能慢慢好转”。非常幸运，当时医院主要领导支持了儿科的发展，在综合性医院中率先成立了富有特色的儿科血液肿瘤病房，从此武汉协和医院儿科走向了积极向上的发展正途。
后来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儿科发展终于回归正常，目前武汉协和医院各个院区加起来，儿科床位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张，相当一个中型的儿童医院。
“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注重人才的培养。所以我们科室一直以来都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工作，只要有机会出去学习，就让大家出去学习，国外也好国内也好，说白了，不见世面，不知道天外有天。”
对于武汉协和医院儿科的医护工作者来说，金润铭无疑是一个榜样。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很多年轻医生对于儿科也投入了更多的热情。
金润铭常对年轻医生强调几点：医学无穷尽，在科学上要不断探索，不能停滞不前；做医生一定要有爱心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侵害病人的利益，“苟非吾之所得，虽一毫而莫取”，要有这种情怀，病人才会相信你。
“对我自己的要求也很简单，做医生就跟做人一样，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，人生在世还是要做点事。90年代中期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，你能不能到我那里当副总，年薪给我几十万，当时如果我去了，一年之内，我肯定房子车子都有了，但我觉得没有必要，那不是我所喜欢的”。
从一开始成立病房学校，到后面不断为病人带去更多关怀，作为一名儿科医生的金润铭其实就像一个公益践行者一样，用他自己的理念以及行动，为需要帮助的病人切切实实带去温暖和力量。
在他看来，作为医生，都应该做一些公益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，从而扩大善行的影响力，为社会传递积极向上的信息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
尾声
“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。”
当被问及一个真正的从医者应该坚守什么时，金润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。
在他看来，治病救人，其实就像普度众生一样，通过自己力所能及去帮更多的人，解除他们的痛苦，让他们过得好一点。
这些，其实都是一个道理，好比天下大同，好比共同富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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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特邀记者 雅丽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