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突然就病了，我们一开始也想不通，来的时候都觉得孩子没救了......”

“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，熬不过只能是他命不好......”

一位年轻的母亲坐在刘成军对面，说起这些的时候几度哽咽。此刻，她的孩子正命垂一线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躺着。

听着那些话，刘成军还未说出口的安慰梗在了喉咙里。他知道，孩子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上了ECMO，就是为了争取到更多时间，奇迹出现的时间。

生命的脆弱

偶有喘息的间隙，刘成军会站在床边注视那些躺在ICU病床上的孩子。

大多时候，孩子们都在昏睡，他们身上插着气管导管、胃管、尿管、PICC、CVC......

每当这个时候，刘成军脑海里都会闪过一个相似的念头——生命太脆弱了。

1988年，刘成军考取了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儿科系儿科专业。五年后，毕业后的刘成军去到了湖北省当阳市人民医院，工作八年之后，他下定决心，要考儿科重症专业研究生。

“刚工作的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，遇到很多因为病情危重而失去了生命的孩子，当时就萌生了学习儿科重症救治技术这个想法，想要挽救那些危重患儿。

就这样，2004年刘成军自重庆医科大学儿科重症硕士毕业以后，留在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（以下简称重庆儿童医院）。

回顾最初在基层医院上班时候的经历，刘成军特别感慨地谈及，这些年儿科重症的发展变化有多大。

“发展太大了。现在和过去相比，救治手段、救治设备，完全是天壤之别；包括这几年，国家对于重症医学科的支持，我们医生对儿科重症救治的探索，也是不断在深入。”

刘成军还记得，重庆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尽管是全国最早的四家儿科重症学科之一，但初期科室只有四张床位。

后来，开始了一步一步的发展，从4张床位到13张床位，再到2012年，科室搬到现在的新病房，变成了31张床位；而现在，加上另一个院区的病床，整个重症医学科共有83张床位。

床位数的改变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从整个治疗手段和重症技术来说，重庆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同样发展迅速。

“我们现在有重症B超，重症监护，纤支镜，血液净化，ECMO技术等等，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把重症患儿挽救过来的机会。与以前相比，治愈率也有很大的提高，起码相较以前，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，就比如说ecmo，全世界来说，ecmo的成功率和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，但我们有这个百分之五十给孩子，就是一种希望。”

也正是因为这些改变，重症医学科可以接收的病种与病儿人数也越来越多。作为一个为病儿抓住最后一丝希望的科室，从呼吸衰竭到肾功能衰竭，从代谢疾病到重大手术后监护，只要是生命体征不稳定的，都要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救治。

ICU医生

与一位患儿母亲交谈之后，刘成军又一次回到了重症监护室，观察孩子的病情，检查各种急救设备的运行情况。

这是一个两岁的孩子，目前重度感染，有严重脓毒症，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，呼吸功能衰竭，肾功能衰竭......

“尽管上了ECMO，但不是上了就肯定能活下来，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机会，看能不能挺过来。没有这些技术的话，像这样的孩子死亡率其实是非常高的。”

病情重、多脏器衰竭、生命垂危......这几乎是每一个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的病儿的共性。

与此同时，每一个重症监护室医生面临的，是这些问题：突发情况的紧急处理、必须尽快决断的抢救措施、面对一个生命逝去的无能为力、家属情绪崩溃的开导安抚......

作为一名ICU医生，刘成军知道，一旦选择了这个岗位上，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这些。

“重症是一个平台科室，涉及到多个器官、多个学科专业的知识，所以我们重症儿科的医生要对各种疾病状态下病情的各种变化，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，这和其他科室是不一样。

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完备的知识，不断地学习和进取，只有掌握过硬的本领，才能挽救更多的孩子；而且我们必须要有爱心，ICU的孩子是没有父母来陪伴的，所以必须要充满爱心；同时也应该理解家长的焦虑心情，要换位思考，实现充分的沟通和协调。”

隔着厚重的窗门，重症监护室外等候的家长，没有一个人的心情会是轻快的。父母对于孩子的爱，往往也催生着父母焦虑与不安的心态。

同样作为一名父亲的刘成军，他自然能够理解这些父母，理解他们担忧的情绪。

“刘主任是一个特别有耐心有爱心的医生，尽管很忙，但每次他和我们沟通的时候，都会把孩子的情况说得特别详细。”一位患儿家长这样评价刘成军。

实际上，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，他们在病房里充当的，经常不仅仅是医生的角色，也是亲人的角色，竭尽全力给那些孩子带去关爱和呵护，是每一个医护人员尽力在做到的事情。

在ICU，每天都有生死离别的发生，这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。

但作为医者，不仅要面对一个生命逝去的痛苦与无力，也要面对家长失去孩子之后悲痛的心情。

“有些孩子确实情况严重，希望很渺茫，我们会详细地和家长说明，我们会全力地挽救，但是当孩子真的挺不过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，医生也是一样，必须去调整，和家长共同面对现实。”

刘成军说起以前，刚做医生的时候，当家长在自己面前哭闹的时候，他也感到很悲痛，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无力的情绪之中，后来，随着经历越来越多，他有了新的领悟。

“不是不伤心，是要理性一些，只有你坚强起来，才能给家长安慰，才能继续救治其他的孩子。”

责任与关怀

2001年，刘成军来到重庆这座城市读书，后来，就索性扎根在这里。

二十年过去，重庆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，说起自己的变化，他却只是咧嘴一笑，“人到中年了嘛。”

家在湖北的他，刚来重庆的时候，饮食方面倒没有太多不适，为了能够快速融入重庆的生活，刘成军平常会学着说重庆话。

坐在科室办公室的椅子上，谈及重庆的改变，刘成军望向窗外，指了指江北的方向。

“江北以前是农村，现在高楼林立，我们医院的建设也是一直在发展，整个重庆的变化，就像中国每一座城市一样，可以说是日新月异。”

城市的变迁，折射在个人身上，早已融进他们日常的生活与作息。就像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的节奏，刘成军的生活节奏多数被忙碌的工作占据。

日常的工作除外，刘成军也会经常出差，偶有的休息时间，他会选择打打羽毛球，意在锻炼身体。

每天早上八点之前，刘成军会来到重症医学科，八点准时交班之后，他会带科室人员把所有的病人都看一遍。

特别危重的病人，需要和其他医生讨论治疗方案，特别是在涉及多个学科时候，就会开展全院甚至全国的会诊，最后和家长进行一个全面的沟通和交代。

作为科室副主任，刘成军的工作安排，主要是分管临床工作，但是各个方面也会涉及。作为一个管理者，同时也作为一个医者，对于科室，他始终在尽自己最大的责任。

“我们搞重症的要求就是，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，一定要雷厉风行，敢于担当，当然也要有爱心，对病人有关爱，对家长有安慰。”

对于每一个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的孩子来说，意味着是最后的机会，对于每一个孩子背后的家庭来说，机会之余，很多时候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。

呼吸机、血液净化、贵重药物......这些治疗手段和药物的使用，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有所差别，一旦危重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每天动辄上万的治疗费用。

“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困难的家庭，所以对这些小孩，我们是不管他经济是否有困难，我们都要给他们一个基本的抢救和治疗，这是我们重症医生应尽的责任与义务，必须竭尽全能。对于一些预后比较好的，能够完全康复的，我们都会全力救治，也会劝家长不要放弃。”

正是因为如此，刘成军也一直积极地希望通过医疗联合公益的方式，去救助那些困境的孩子和家庭，为他们带去一些希望。

9958重庆救助中心主任杨寿珍一直都与刘成军保持着联系，每当重症监护室科室里有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刘成军都会联系到9958重庆救助中心。

“做事非常雷厉风行，非常有耐心也有爱心的一个医生。”9958重庆救助中心主任杨寿珍这样评价刘成军。

尾声

从医二十七年，刘成军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，其实一句话就能概括。

“首先我是一名儿科医生，再是一名儿科重症医生，从选择这个职业起，我就在全身心投入。”

对于职业的全身心投入，往往会亏欠家庭，而如何平衡这两者，是每一个都在医生面临的难题。

“最亏欠的还是女儿，以前就是经常深更半夜，应急事件来了，立马就走了。现在她长大了，也能够理解父亲了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刘成军语气平和。或许，多年以来，这份理解，不只是来自女儿，也源于他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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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特邀记者 雅丽）